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国家其产生和绵延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是通过不同的人民、文化、语言、地理所区别出来的一块领土。不仅在当今社会，即使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国家是一个社会实施治理的最主要的形式，它在人类文明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提到犯罪，这个概念的诞生或许还要早于国家，因为当人类出现之后，只要是人类群居之间发生活动，比如还处在聚落或者部落时期时，就会有触犯他人或者公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而这些行为就需要受到惩罚。这就是早期意义的犯罪。

犯罪行为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比如秦朝统一之后，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民众因触犯刑法被处罚的很多，在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五官肢体健全的人。所以刘邦在起义攻进秦朝首都咸阳之后，废除了所有繁杂的刑罚，只和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只留下了杀人罪、伤人罪和盗窃罪。但有的犯罪行为又会很复杂，而当国家这个概念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时，即国家犯罪，这个内涵就会异常丰富，值得深思。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在国家犯罪这个问题上，苏联的最后一任总书记、也是唯一一位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认为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执政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需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就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握权者的自动提款机。

戈尔巴乔夫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或许和戈尔巴乔夫曾经就读于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法律系有关系，但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苏联的政客和苏共曾经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仅亲历了庞大的苏联的解体，甚至更是这个问题的一手导致者，而这个问题上，两者或许是息息相关的。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在苏联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1952年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55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在家乡从政，并逐步升到了苏联的高级领导人，1980年10月，成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苏联和核心领导圈层，更在五年之后，也就是1985年，成为了苏共的总书记。

当时的苏共和苏联，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一幅病入膏肓的老人即将临死之像，作为苏共的总书记，苏联偌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为此，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企图挽回苏联的败局。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了用“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来代替过于激进的“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又访问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核裁军条约》，实际上就是和美国达成协议，停止了军备竞赛。1988年6月，在苏联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将苏联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归结是政治体制起了阻碍作用，认为要扭转局面，就必须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开始了一系列苏联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首先是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提高了各级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设立苏维埃常务主席和主席团。在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主席。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联总统，以此改变原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苏联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

同月14日，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了苏联首任总统。然而，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原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实际上也就标志着苏联解体了，同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总统一职，所以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第一任总统，但也是最后一任，或者说唯一一任总统。

至于苏联的解体，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执政政策和改革措施，是有一定道理的。究其原因，首先是改革方向的错误，在苏联弊病丛生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过于急于求成，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经济没有好转、民生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始了激进的政治改革，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就释放了长期积累的矛盾，势必导致局势不稳。

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步子又迈得太大、走得太急。在短短的几年内，戈尔巴乔夫先后开始了公开性、民主化、建立总统制、削弱苏共权力等多项触及筋骨的体制改革。尤其是单单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导致了多党制合法化，仅仅在当年，苏联就多出来了500多个政党。

这种毫无预警和管控的多元化，催生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迅速敢于挑战苏共权威。而苏共党内的保守派，则发动了"八一九政变"，企图取消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而随着八一九政变的失败，苏共的权威和地位更是一落千丈。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解散苏共，苏联也就随之解体了。

权力异化与体制僵化

虽然苏联的解体虽然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密不可分，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戈尔巴乔夫所讲的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即背后的若干具体问题，实际在苏联深处是毫无疑问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可以说，纵然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要为他长期积累的罪行而付出应有的解体的代价。

对于苏联来说，最严重的首先还是权力异化和体制僵化的问题。首先是决策高度地集中，缺少必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苏联的权力集中的程度，已经高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要求的是所有的重大决策，不管是大到五年计划还是小到地方工厂的生产指标，都需要一层一层地上报到中央政治局去进行审批，这样的不顾实际情况的一刀切，必然导致整个国家决策的过程缓慢、脱离实际。

同时地方和基层也缺少自主权，根本不可能按照实际的情况去调整和发展生产，联盟中央能控制到58%的工业企业，而其他的加盟共和国只能管理6%的企业。这种决策机制的影响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在应对七八十年代的石油价格下降，对经济的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这种非常僵化的中央计划体系根本不可能及时做到调整产业机构，从而导致了经济的持续低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使得苏联的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7.1%骤降到了2.6%，形成了所谓的“停滞时代”，而石油价格的下跌，使得外汇的收入也减少了60%，对应到具体的民众身上，实际收入大幅下降30%，很多民众出现了买不到面包、吃不饱的问题。

苏联体制制度权利异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民族联邦制所带来的结构缺陷和民族问题的激化。实际上，苏联是一个邦联制国家，和一般的联邦制还是有区别的，他原本就是一个由很多个组织的国家联盟，而非如今的美国之类的由很多个联邦主体组成的国家。所以，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各个加盟国是有退出的权利的。但是，在长期的苏共高度的集权运作之下，这种邦联制形同虚设。

各个共和国、自治实体的权力被极大地压缩，在苏共大力推行俄语化的政策之下，各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发展都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同时民族干部在中央的权力话语权比例也很低。具体来说，就是苏共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苏共在资源分配、干部任命甚至语言文化政策方面，都在大力倾斜到俄罗斯族一边，使得非俄罗斯的民族感到了极大的剥削和压迫感。

在历史上，就发生过强制迁徙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的事件，造成了极大的民族之间的割裂。而对于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这些地区的国家，这些地区的资源被无偿调给了中央使用或补贴其他地方，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就受到了盘剥，导致了怨声载道。所以这些地区的国家也是最先脱离苏联的。

这种失败的民族政策，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民族问题集中爆发。在1988-1991年，苏联一共发生了1500多次的民族冲突，一共造成了1.5万人的死亡。最为典型的是1988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在争夺纳卡地区归属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苏共中央却根本没有能力加以制止，不仅导致了200万人流离失所，更暴露出了联盟的脆弱性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性。

当中央权威急剧下降的时候，加之在高度压制的中央集权下的突然松懈，导致了长期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瞬之间被瞬间点燃。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利用宪法所赋予的、虽然从来没有实践过的“退出权”，开始争取脱离苏联。

最早起到带头作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国家，首先利用了“公开性”的环境，率先成立了脱离苏共控制的人民阵线，并且开始大规模地示威游行要求独立，并且最终在1990年宣布了独立，虽然苏联最高苏维埃立即宣布这些行为"违宪”，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缺乏监督与权力失衡

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缺乏监督和失衡。而此时，在斯大林时期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已经逐渐蜕变成为了"集中压制民主"的工具。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共中央的高层领导根本没有进行有效地轮换，而是长期把持着中央的权力，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也从60岁到了75岁，很多人根本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

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到1982年去世之前，实际上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根本不允许他继续正常履职了，但当时的苏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权力交接的机制，所以勃列日涅夫直到死前都还占据着总书记的职位。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权力寻租和腐败泛滥。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至少形成了大概70万人的特权阶层，高层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能够享受到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想碰到的特权，比如特殊商店、别墅、医疗和教育等。同时特权带来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而又以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为严重的。作为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收藏了多达上百辆的豪华轿车，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从一名普通的民警晋升成为了内务部的第一副部长，还授予了上将军衔。

这种腐败问题，在贸易部门表现得尤为严重，官员们通过黑市的交易来获取巨大的暴利，从而导致了1980年代苏联的消费品短缺率高达40%。最为奇特的景象是，当莫斯科外出现为了购买面包而排起的长队的时候，那些特权阶层却在特权商店大肆购买者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的国外奢侈品，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可怕的是，这种特权和腐败，通过裙带关系形成了代际的传递。曾任苏联外交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葛罗米柯，他的儿子阿纳托利从苏联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的研究员直接成为了苏联驻美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则是利用父亲的影响力直接控制了莫斯科艺术品的黑市。这种"世袭制"，使得特权阶层成为了阻碍改革的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实际上高达76%的苏共中央委员都来自于特权家庭。

在这种极端严重的特权行为之下，尤其是不平等的现象严重，导致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在民众之间受到了严重的怀疑。而与此同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却在开足马力，持续输出一些空洞的口号，但和这些口号相比，是执政者，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无法解决民众中存在的食品短缺、商品匮乏、住房紧张等实际的问题，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政治笑话。所以， 在物质匮乏和信仰缺失的双重压力下，诸多社会问题也开始爆发。

或许，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根源的最好注脚。在事故发生的初期，由于地方官员的层层隐瞒，加之中央的反应迟缓，同时信息的不透明，从而最终导致了疏散的延误，最终酿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生态的灾难。

信源:

1.国家犯罪学.中国时代出版社出版2012年出版，作者蒋福财.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603/170397510.shtm

2.戈尔巴乔夫的迷思与西方谜局.环球网.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9TGTcncnil

3.戈尔巴乔夫走了，留下了这些启示.北晚在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673792953321438&wfr=spider&for=pc